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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各种方案争论不休的时候,鲁迅等人提议,能否采用审定字音时用的“记音符号”。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,会议对这套汉字笔画式的符号加以修改,定名为“注音字母”。
“读音统一会”按照“保字派”的意志议定了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方案——“国音”(后来叫做“老国音”),出版了《国音字典》,灌制了发音唱片,推广了“北方大众普通话”(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音,西周称雅言、晋代称通语、明清叫蓝青官话——就是西起陕西蓝田,东到山东青州的黄河流域的大众话)。两派的第一次争斗,“保字派”取得胜利。到新中国成立时,这套“注音字母”已经作为识字的辅助工具在民间使用40年了。
1919年“五、四运动”前后,西学东渐的风潮越来越大。1918年,“激进派”的代表钱玄同发表慷慨激昂、言辞激烈的文章,要求废除汉字、汉语,采用世界语。黎锦熙与之呼应,于1922年在“国语统一筹备会”(简称“统一会”于1919年成立)上抛出了“废除汉字、采用拼音文字”的提案。当时的“五、四”领袖陈独秀在两派之间采取了折衷的态度,虽然不同意废除汉语,但同意用罗马字拼写汉语。这样一来,就掀起了汉字拉丁化的狂潮------“国语罗马字运动”。
1922年,钱玄同提出历史上第一个有关简体字的具体方案——《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》。该方案指出,针对汉字难识难记问题,改用拼音是治本的方法,减省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方法。但是,鉴于汉字的弊端日益明显,而治本的方法又一时拿不出来,所以减省笔画的治标办法是唯一的选择。钱玄同在该方案中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,成为后人简化汉字的重要依据。
1923年,“国语统一筹备会”的《国语月刊》成为激进分子的宣传口舌,连篇累牍地发表废除汉字、采用罗马字的文章,诸如钱玄同的《汉字革命》、黎锦熙的《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道》、赵元任的《国语罗马字研究》、蔡元培的《汉字改革说》------在这“国语罗马字运动”的声浪甚嚣尘上的背景下,教育部的“国语统一筹备会”就成了激进分子的一言堂。凡是鼓吹“国语罗马字”的激进分子就是时髦的“革命派”,就成为会中的风云人物、决策人物,说啥是啥。钱玄同、黎锦熙提出“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”,“统一会”就马上决议成立“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”; 黎锦熙提出修改“国音”、修改《国音字典》的提案(内容是砍掉“国音”的尖音、舌面鼻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),“统一会”就立即成立了“修订《国音字典》委员会”。 “统一会”中凡是不赞成废除汉字的就说是“保守派”,就会陷入“勿容置喙”的困境,就连“统一会”的会长张一麐也只能退避三舍。在“激进派”成为“国语运动”领军人物的背景下,学识渊博、手段高明的湘潭俊杰黎锦熙,成为议定“国语罗马字”的“数人会”(由 钱玄同、黎锦熙、赵元任、林语堂、汪怡、刘复等六人组成)的绝对权威。1926年“数人会”议定的“国语罗马字”,其实就是西洋人威妥玛方案的翻版,除了增加了字母标调之外,其字母形式和1910年出版的《华英字典》的字母形式没有多大的差别。其字母标调法虽然是赵元任的,但语音系统却是黎锦熙推崇的威妥玛模拟的满州贵族的语音系统,其音系的最大特点就是尖音读为团音,即取消尖音、合并尖团。取消了尖音、合并了尖团的“国语罗马字”一出台,就遭到了“保字派”的强烈反对,“保字派”一是不赞成汉字罗马化(拉丁化),二是不赞成取消尖音、合并尖团。国罗派虽然与1926年自行公布了“国语罗马字”,但是,教育部不赞成,国民不认可,“国罗”名存实亡,等于搁浅。
在两派关于字形、字音的争论相持不下的时候,中国政坛风云突变。1928年8月,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成立了。在学术争论上一贯主张“兼受并蓄”的蔡元培当上了南京大学(属于教育部的)的院长。黎锦熙马上恳请蔡元培公布“国语罗马字”,由于蔡元培倾向于汉字拉丁化,又和黎锦熙是朋友,就应黎氏之求,以个人地位公布了“国语罗马字”。“国罗”虽然被公布,但教育部仍然不承认,仍然指令用区分尖团音的“邮政式”拼写北平大学的校名,而不准用“国罗”拼写。钱玄同、黎锦熙对此提出抗议,但教育部不与理睬。“国语罗马字”再次搁浅,合并尖团的“新国音”再次搁浅。
1928年,语言学家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了《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》(简称“国罗”),1931年身在苏联的共产党人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合作,制订了拉丁化新文字(简称“北拉”),但是,由于“北拉”没有标调,无法解决同音词问题,人们只能靠上下文揣测词义,经常闹误会。“国罗”虽然有四声的区别,但它有一套很复杂的变读法则,一般人很难掌握。而国际上对于汉语的注音又普遍采用早年英国人威妥玛,根据北京读书音,制订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——威妥玛式。威妥玛式虽然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,但很多音都拼不准。
1932年又是风云突变,“一、二八”上海事变,日军焚毁了上海商务印书馆,在南京政府教育部“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”担任要职的黎锦熙乘机担任了商务印书馆的馆长,就以教育部的名义出版了他在1926年完成而不被教育部承认的取消尖音的《国语常用字汇》(原名《国语词典》),将“国语罗马字”和合并尖团(这是不懂语言、文字发展规律的错误做法)的“新国音”搬上了字书,随后就极力鼓吹“国罗”是法定文字,“新国音”是法定标准音。
不过,由于自身的缺陷,这套官方字母方案从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。
1935年,钱玄同主持编成《简体字谱》。同年8月,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该书的一部分,公布“第一批简体字表”。该字表推行不久,因遭到众多人士的反对,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下达“简体字应暂缓推行”的训令。此举标志着民国时期汉字简化运动的失败。
“北拉”曾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广泛推行,1940年,毛主席就指示:“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”。
1941年1月,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“新文字工作委员会”,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。同年,在延安出版的《Sin Wenz Bao》(《新文字报》)第一期上,发表了毛泽东的题字:“切实推行,愈广愈好。”
在1949年8月25日,毛泽东收到吴玉章的来信。信中,吴玉章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他认为,中国文字应改成拉丁化的拼音文字,并大胆地提出在全国各地选择重点试行新文字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,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,但吴玉章的来信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。他把信转给郭沫若、茅盾和语言学家马叙伦,征求他们的意见。三天后,毛泽东收到郭沫若等人的答复。他们都赞成中国文字改革走拉丁化的拼音方向,但认为,实现拼音文字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,现在就重点实行新文字,未免过于草率。
虽然,吴玉章着手试行新文字的建议被暂时搁置,但他“拼音化”的主张却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的支持。
1949年10月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十天以后,一个名为“中国文字改革协会”的组织宣告成立。为了表示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关注,毛泽东特意派秘书胡乔木参加“文字改革协会”,以便随时了解和指导文字改革工作。
在1952年2月5日,成立了“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”,隶属国务院,拟定汉字改革
方案和组织方案的实验及推行。毛泽东再次为文字改革定调:“文字必须改革,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。”毛泽东、周恩来都亲自指导,并通过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这方面的重大问题。
新中国要重新制订自己的拼音文字,字母采取什么形式,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。新中国成立前夕,吴玉章给毛泽东的信中,曾主张“中国文字应采取拉丁化的拼音为好,不要注音字母式或日本假名式的拼音”。对于这个提议,郭沫若、马叙伦包括毛泽东本人都给予肯定。
但两年后,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,马叙伦却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新指示。毛主席认为:文字必须改革,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,形式应该是民族的、字母和方案都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订。
是什么改变了毛泽东对于字母形式的看法呢?原因是1949年12月,为了庆祝斯大林70寿辰,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。在一次会谈中,毛泽东专门与斯大林谈起了中国的国民教育问题。当时毛泽东问斯大林:“我们要改革文字,要制订一套字母,你看怎么办?”斯大林回答:“中国是一个大国,你们应该创造一套自己的字母。”于是,从1952年3月起,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开始了制订民族形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。
但何谓民族形式,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。有些委员认为能用一套字母把汉语的特点拼写出来就是民族形式,而有些委员认为字母形式必须接近汉字,方可称为民族形式。
具体方案也分成了三派。曾经参与制订注音字母的语言学家黎锦熙,主张把注音字母略加改动作为新拼音方案;委员丁西林等人倾向于重新创制一套字母;而吴玉章则主张打破窠臼,采用现行汉字和一部分外文字母共同制订。
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和设计,1953年初一套新的汉语拼音字母表呈现在毛泽东面前。但是,这套集合了多种意见的方案并不让毛泽东满意。他认为这套方案虽然拼音方法上简单了,但是笔画太复杂,有的比注音字母更难写。他认为,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,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,尤其不便于连写。汉字就是因为笔画方向乱,所以产生了草书。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,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,笔势基本上要一边倒,不要复杂。
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后,委员们又开始分头制订拼音方案。1953年年初至1954年年底的2年时间里,拼音方案组共提出了五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,但这些草案所需的字母都在40至60个之间,在学习使用上都很不方便。新构造出来的汉字笔画式字母,看起来与汉字有很大差别,经过草书连写以后就更看不出方块汉字的特点了,所谓“民族形式”也无从谈起。就连这些方案的制订者本身也对它们不甚满意。 委员们非常苦恼,民族形式拼音方案的制订陷入了绝境。
1950年“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”向国内各界学者征求关于改革汉字的“方案”。到1955年,共收到国内外人士的“方案”有655种。这些方案,归纳起来,从外部形式上看,有楷字笔画式的,有外文拼音字母式的,有图案式的,有数码式的,有速记符号式的;从性能上看,有纯拼音字母表声类,有纯拼音字母意、音双表类,有“形声字”扩展类,有“拼音形声字”类。
但是,最后,毛泽东又返到吴玉章主张的观点上来了。 1956年1月20日,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。在吴玉章做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后,毛泽东突然接过话头:“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,你们赞成不赞成呀?我看,在广大群众里头,问题不大。在知识分子里头,有一些问题,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?但是,看起来还是采用外国字母比较好。-------因为这种字母很少,只有二十几个,向一面写,简单明了。。。。。凡是外国的好东西,我们有用的东西,我们就是要学,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学,并且加以消化,变成自己的东西。”
毛主席的这番话,使得几年来,关于采用什么样的字母形式的争论,最终尘埃落定。七天后,中共中央发出了《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》,其中明确表示“中央认为,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”。
1956年2月20日,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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